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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宣圣庙

来源:高平市政府信息中心 发布时间:2020-10-26 【字体:

  在高平的国保文物单位中,石末乡的宣圣庙是唯一以至圣先师孔子为供奉对象的古建,创建于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从上党地区的古建看,元代建筑似乎很喜欢在正面屋檐下横一根大梁,类似的做法还有大周村的汤王殿。十六七年前,我到石末村督查村委换届工作时,便被这根粗大的横梁震撼。而今,宣圣庙已经入选国保单位,村委会搬出了古庙,孔子的画像又挂了起来。民间祭拜孔子的虔诚不啻于神佛菩萨,毕竟儒家思想浸润两千年,农人即便不懂“学而优则仕”,但农家娃想跳出农门端公家碗吃供应粮,只有上学这条路可走。因此,只要家里有读书郎,就会摆上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和各路神灵一起跪拜供奉。

  关于孔子,在晋城流传更广的是“孔子回车”的故事。相传,孔子周游列国时,经羊肠坂到晋庙铺镇星祒驿,见有顽童当道以石筑城为戏,不肯让路。其中名叫项橐的孩童还以“只闻车避城,不闻城避车”诘难孔子。孔子见项橐能言善辩,认为“晋国人多知,物有灵,毋需教化”,便带弟子回车而去。无独有偶,在河南省中牟县、西峡县,也存在着同样的故事,不禁让人怀疑:孔子难道是在考科二的倒车入库吗?不管孔子是在哪回车,他没有到过晋国却是确凿无疑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最终“反乎卫”。自此,孔子再没有接近过晋国。孔子排斥晋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晋国是典型的“礼崩乐坏”的国家。公元前645年,晋国最早用行政力量推行封建社会的“分田到户”,让村社农民变成了家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农民。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孔子极度反对:“老百姓从鼎上就能看到法律条文,他们还会尊敬那些贵人?贵贱等级没有了,还怎么治理国家呢?”晋国自文公后,逐渐形成了智、赵、魏、韩、范、中行等一批有实力的显赫贵族,公室慢慢衰微,出现了六家显族专权的局面,也埋下了“三家分晋”的隐忧。孔子自知晋国不会接受自己的主张,自然没有到晋国的想法,而唯一的一次试探,还被赵简子屠戮贤臣的举动“劝退”,于是有了“赵杀鸣犊,仲尼回轮”的历史长叹。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是商朝贵族后代。周武王灭商后,封商朝王族微子启于宋国,几百年后,孔子的六代祖孔父嘉被宋国权臣华父督杀害,孔父嘉的后代便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孔纥是鲁国的猛将,六十多岁时娶了颜征在,孔子三岁时丧父,被寡母抚养成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非常努力,“十有五而志于学”,在周朝向太史老耽、苌弘学习,又向郯子学习。在孔子以前的时代,掌握知识、文化的是贵族阶层,包括巫、祝、史等,教育完全是被大小贵族垄断的。士以下的庶民和奴隶,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所谓的“礼”也完全是贵族的事情,“礼不下庶人”,因为庶人没有资格,也没有经济条件来讲“礼”。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春秋时,周朝初年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开始瓦解,原来的井田封建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遭到了破坏,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不再适合生产发展需要,以家户为主的生产单位更能激发民众的劳动热情,奴隶主开始转变为封建地主,奴隶也逐步获得自由成为平民。社会阶段开始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这样的社会变革注定不会是金丝绒一般柔滑的,而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战争、杀戮为表现形式。透过现象看本质,春秋战国的混乱不是没落的结局,而是新发展阶段之前的集结动员,旧的秩序没用了,那新的秩序是什么?思想的大解放、大发展出现了,诸子并出、百家争鸣,都在试图给时代一个完美的答案。孔子认为这个糟糕的局面是由于“礼崩乐坏”造成的,改变这一切,就要回到过去,向几百年前的周公求解。他提出了“礼乐仁义”的概念,就是用周礼约束国君、诸侯、卿大夫的等级次序,规正人的行为举止,以此提醒为人的本分;用乐来启发人的向善之心,以此遏制恶念的萌发。周公的秩序为什么好?因为他们是君子,是仁人。他们推翻了残暴不仁的商朝,废除商朝残忍的祭祀,采用仁慈的礼来规范秩序,所以周朝能够延续数百年。只要每个人都去当君子,追求“仁”,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的秩序就是好秩序。

  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团队。一群出身平民或者出身贵族但已不能保持原有身份的人围拢在他的周围。贵族才能学习的六艺,被他传给了平民子弟。他用两米高的身躯,就像那次“拓国门之关”一样,在一个阶层高度固化的时代掰开一道缝隙,给了优秀平民子弟一条上升通道,于是有了战国时期数不胜数的精英凭借个人才学走上朝堂;有了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那条缝隙里透进来的,是华夏民族的文明之光。

  孔子的思想有积极进步的因素,《论语》中的君子、小人,一部分是从地位、身份讲的,地位高的就是“君子”,地位低的就是“小人”;还有一部分是从道德品质讲的,孔子给“君子”一词增加了身份、地位之外的道德评价维度。他的论政思想中“举贤才”也对职官世袭提出了挑战。然而,他依然维护贵族的特权,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反对平民参政、议政。他强调仁,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只有君子才能是仁者,小人只能作为施仁的对象。在礼跟仁的问题上,他认为如果离开仁,礼只是一种形式。但又强调仁还是要落实在礼上,受到礼的约束。他不是掌握了新内容而否定旧形式,而是固执着旧形式以订正旧内容。孔子的想法超凡脱俗又不乏迂阔,许多政治家听到他的宗旨就摇头侧目,这里面还包括孔子非常崇拜的晏子。晏子当时身处齐相高位,看到国君景公对孔子的学说表露出兴趣后,便劝阻道:周王室衰落已久,礼乐也数次断绝,孔子想用这些过时且断烂的繁文缛节改良风俗,是做不到的。此后,景公便不再问孔子周礼了。虽因迂阔而不能为当国者所用,孔子却自信:只要给他机会,一个月就能见效,三年时间就可以从风俗到制度层面完全改善。

  他到周都拜见了老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子却淡淡地说: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恐怕是无法做到的。时代不同了,不要冒着危险勉强去套用他们治国的法子。遇上开明的国君,就好好辅佐他;遇不上明君,那就像风滚草一样,随风而去吧。孔子没有听从他的劝导。十四年里,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一次次寻找改变这个世道的机会。在流浪生涯中,常常也会遇见隐士启发他:当下世道这么乱,你再努力也是没用的,何不像我们一样暂避一时呢?孔子回应道:人是不能和鸟兽同群的,我决不改变自己之道,而去效法他人之道。他也曾短暂地做官,但却不满足于处理日常的政务,偏要走治国安邦的大道,还设法让所有人走。如果大道荒废了,埋没在蓬蒿野草之间,他就做那披荆斩棘的开路者。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上看,周游列国的大多数时间里,孔子都是陷于困顿之中,特别是身困陈蔡时,粮绝、从者病,弟子几乎众叛亲离。与身后供于学庠孔庙的待遇相比,活着的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这种欲伸张大志而未可的不平气,从此就种在了每个读书人的心目中,这不平气不是接受现实之后的妥协逃避,恰恰是一种不容掺杂任何修正的进取。

  孔子临河而返、终未入晋。他去世后,弟子游于四方,儒分为八。而赵魏韩三家也按捺不住,瓜分了晋的疆域。孔门四科十哲之一的子夏回到了魏国,创立“西河学派”,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以国力推行孔学。山西地形险峻、山多田少,造就了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养成了“经世致用、实践革新”的思想。子夏的思想中“学以致用、注重务外、儒法并蓄”的特质不仅促成了儒家思想在三晋大地的传播,也使得三晋成为法家的策源地。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被统治阶层利用,孔子有了一顶最朴素无华、同时又最历久弥新的皇冠——“素王”,它代表了一种凡人通过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最圆满状态。孔子思想中关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理念慢慢成为读书人践行的标准,在民间,孔子也开始与释家的佛祖、道家的天尊并列,被民众顶礼膜拜。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以德为本”的教育理念更指导了无数代国人的成长。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赞扬中国人的不迷信神,其缘由乃在于去追随圣人。譬如三皇五帝就是圣人,随后三代又有了各自的圣王,降至春秋就是孔丘,孔丘是最后一位圣人。在《孔子世家》末尾的评论中,司马迁动情地写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至圣”是一种至高的荣誉,不以疆土、人民、帝国的兴废为转移,只要斯文尚在,他就是永远的“至圣先师”,这乡间的一座座宣圣庙就依然会吸引世人的目光。(申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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